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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邢劭《酬魏收冬夜直史馆诗》看北齐史官的工作与生活

2000-03-24 来源:光明日报  我有话说

邢邵《酬魏收冬夜直史馆诗》,最早见于《初学记》卷三冬第四,原题《北齐邢子才酬魏收冬夜直史馆诗》。《文苑英华》卷一九○、《诗纪》卷一一○亦有载,题曰《冬夜酬魏少傅直史馆诗》。原文曰:年病从衡至,动息不自安。兼豆未能饱,重裘讵解寒?况乃冬之夜,霜气有余酸。风音响北,月影度南端。灯光明且灭,华烛新复残。衰颜依候改,壮志与时阑。体羸不尽带,发落强扶冠。夜景将欲近,夕息故无宽。忽有清风赠,辞义婉如兰。先言叹三友,末言惭一官。丽藻高郑卫,专学美齐韩。审喻虽有属,笔削少能刊。高足自无限,积风良可搏。空想青云易,宁见赤松难。寄语东山道,高驾且盘桓。

邢邵字子才,河间(今河北任丘市州镇)人。仕魏为宣武帝挽郎、奉朝请、著作佐郎等。东魏天平初,被征召到邺(今河北临漳县西南三台村)。他名望很高,被南人誉为“北间第一才士”,因受廷僚忌妒、排挤,遂请还乡。武定五年(547)复召入朝,“除给事黄门侍郎,与温子升对为侍读”,“后除骠骑、西兖州刺史”(北史·邢邵传)。北齐天保年间,还朝为太常卿兼中书监,摄国子祭酒。从此生活在邺,直到天保十年(559)辞世。从邢邵生平活动看,《酬魏收冬夜直史馆诗》应是其晚年邺下之作,具体年代约在天保二至五年(551—554)。此间,魏收在史馆撰《魏书》,尤其是天保四年,“专在史阁”,尝尽个中甘苦,因作《冬夜直史馆诗》示邢邵,邵亦作诗酬对。魏收原诗已佚,但从酬诗推测,两首诗内容大体相类,都是反映史馆工作与生活状况的。

魏收为何将《冬夜直史馆诗》送邢邵呢?《北史》、《北齐书》都没有关于邢邵参与修撰《魏书》的记载,但从其酬魏收诗看,他确参与了史馆的撰史工作。北魏宣武帝时,他曾任著作佐郎,宣武帝还命他的族兄邢峦“追撰孝文帝起居注,书至太和十四年”(北史·魏收传)。魏书撰《魏书》时,邢邵任太常卿兼中书监,摄国子祭酒,参加修史的有国子博士刁柔、裴昂之,而邢邵作为国子祭酒,不可能不过问撰史的事。他年长魏收10岁,资历、名望都超出魏收,世有“邢、魏”之称,尽管他们在文学上互有相轻,但彼此交往还是很多的。更重要的是天保元年高洋下诏征集国史资料,“在位王公、文武大小,降及民庶,爰至僧徒……凡可载之文籍,悉宜条录封上”(北齐书·文宣帝纪)。对此,历仕北魏、东魏的老臣邢邵自然不会无动于衷。他不仅参与了史馆的工作,还亲自审订了部分史稿,“审喻虽有属,笔削少能刊”。由于“年病衡至”,“动息不安”,“衰颜”随着时光的流逝不断加重,虽然“壮志”不已,毕竟“体赢”弱虚,头发亦掉光了,只能勉强撑扶着“冠带”,到史馆轮值上班,并且与魏收有着同样的感受。

史馆的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如何呢?邢邵《酬诗》云:“况乃冬之夜,霜气有余酸。风音响北,月影度南端。灯光明且灭,华灯新复残。”可以看出史馆的冬天无任何取暖设备和燃料。其实,早在曹魏时,邺就有了煤炭。据《水经注·浊漳水》,邺城三台的冰井台“上有冰室,室有数井,井深十五丈,藏冰及石墨焉。石墨可书,又燃之难尽,亦谓之石炭”。石炭即煤炭。直到北齐,邺城居民很少用煤炭作燃料,多用木炭取暖,木炭在邺周围古遗址中多有大量发现。尽管北齐统治者认识到修史的重要,但也舍不得拿出财物去改善史馆的工作条件。唐宋时,史馆明令禁止烟火,而史馆轮值处是可以生火的,工作条件优于北齐。《酬诗》又云:“兼豆未能饱,重裘讵解寒?”“兼豆”、“重裘”似是史馆宿值常例衣食,属加班生活补助。兼豆煮熟或炒熟,发给史官,但数量有限,不得温饱,史官冬夜宿值只有忍耐饥寒。

北齐史馆的品秩俸禄亦较低。据《隋书·百官志》,著作郎“为从第五品”,岁禄为120匹,30匹一秩;著作佐郎为第七品,岁禄60匹,15匹一秩;史馆校书郎为第九品,岁禄28匹,7匹一秩。禄俸按季度发放,一季度一秩。禄由帛、米、钱构成,各占三分之一。忙时赠一秩,平时守常秩,闲时减一秩。这仅是条文规定,史官的禄食能否达到这样的水平,还很难说。

北齐史官沿袭北魏,但品第低于太和以前。据《魏书·官氏志》,太和以前著作郎为五品上,佐郎为从五品上,校书郎为七品上。宣武帝以后,史官品第下降,秩如北齐。从北魏到北齐都存在这样的现象:著作郎若由高品秩的官兼任,生活状况还算好些,专职著作郎则十分清苦。如崔浩、高允等都是兼职,禄食丰厚。韩显宗为专职,“太和廿三年四月一日卒于官”,死后连丧葬费都没有,朝廷“加以缯帛之赙”(魏故著作郎韩君墓志)。北齐仍是如此,魏收以魏尹兼著作郎,“故优以禄力”。他之所以受到优待,原因在于担任魏尹要职,并不在于史任。而对于杜台卿来说,情况就不一样了。他虽以高才名士任史职,却一生清贫。著作郎既如此,佐郎、校书郎的生活状况就更糟了。

由于生活水平低,一些史官不得不接受点贿赂以弥补温饱之不足。东魏建邦前夕,高欢北伐尔朱氏时,史官衣食无着,鲜卑权贵常饷史官饮食,企图贿得一个好名声。东魏武定年间,魏收以太常卿修国史,生活困难,尝“得阳休之助”。北齐天保以后,权贵饷食史官的现象就比较少了,这可能是史馆的工作情况发生了变化。史馆的任务主要是修撰齐史帝纪,又是编年体,难能为权贵立好传。再者,统治者对修史的控制更加严格,加强了史书的保密性。这样,史官不能为权贵树碑立传,权贵自然不会白白贿赂史官,史官就更清贫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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